今天读了一下著名的《方方日记》。读了之后发现这本书其实算不上是书，而是一本以日记为名的小说。从内容上来说，其实算不上有什么逆天的错误，因为作为小说，本来也不需要详实地调查和严密的论证。说到底，它只是方方在疫情严重的武汉，在恐慌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急切地发了些牢骚而已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无论是她写了啥都没有必要太当真。毕竟她作为一个作家，除了文字功夫，对于社会治理和传染病学，生物学懂的其实并不多，对整件事情的认知基本上来自于口耳相传和脑补。
一个什么都不太懂，但是又觉得自己的话很重要的人，是很容易写出方方日记这种文本的。这种人在社会上其实很寻常。比如说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就很爱聊他们并不懂的国家治理和外交事务。这种人并没有什么大的害人之心，只是如果写的东西有问题，看的人又信了，那就会造成问题。这也是所有公知的通病：懂得太少，写的太多，名声太大，德不配位。如果他们都去当出租车司机，至少还可以为社会做点实质性的贡献，为人民的交通提供一些便捷。但是他们因为文采太好，名声太盛，仅凭想象写点东西就可以获得财富和地位，那是不可能有动机去做实质性贡献的。
方方就是一个文字功夫很强的人。作为专业小说作家，写的东西感情很丰富，适合传播。而且每天都写，整理成册。在微博这种散兵游勇键盘侠的集散地，方方可以说就是一枝独秀，想不出名都难。更何况，物以稀为贵，即使是一坨屎，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吹捧而且足够稀缺，也能成为名贵的“猫屎咖啡”
互联网舆论，总是需要一个搞批斗的理由贬低别人抬高自己，左和右都在搞一些“抛开事实不谈”谈“大是大非”的事情，方方也不例外。方方日记通过专业机构在海外火速出版，而且发售的广告上说这个是“中国禁书”（显然不是，百度随便一搜就能读到）。这就把自己塑造成了不畏强权恐吓的勇敢自由战士。中国的敌对势力最喜欢这种东西了。自然有国民对这种行为很不爽：方方在疫情期间作为一个领导本来是有责任做些实事的，作为一个上流阶层的人是可以捐点东西的，结果躲在家里没有帮上任何忙，享受了官僚特权，还要把全城人民的痛苦经历用来卖钱，而且是卖给武汉人民的敌人。这样一来，方方就成了很多人口中的汉奸走狗。再后来，方方接受了BBC的采访，更是宣称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和政府搞对立，就更加的覆水难收，彻底的背上了汉奸的帽子。
到这一步，方方日记就已经脱离了文字本身，而是成了一种“公知卖国求荣”的意象，升级成了意识形态斗争。方方也成了一个集合了官僚，发不义之财，自私自利，卖国求荣等负面标签的综合体，而方方本人和支持者给自己的标签“不畏强权恐吓的勇敢自由战士”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。假如方方真正去做详实的考证和严密的论证，在出版一事上征求武汉人民的同意，她的财富和地位也就没了。毕竟她是一个平庸的作家，而这部方方日记是她知名度最高的作品。
公知大抵如此。一个“公”字表示知名度高，一个“知”字表示说很多话。可惜人们以为“公”是指公共事业，“知”是指知识。公知以舆论为事业，活在自己的狭小认知里，一遇挫折就摆出一副“言论不自由”，“说真话被迫害”的受害者姿态，刚好又可以以此为题又拨弄一番言论迎合支持者的认知，创造业务增长点。这样的工作并不对社会真正有益，只是让支持者花钱听胡诌获得高人一等的感觉，让反对者心情很差然后通过批判公知也获得高人一等的感觉，而且无论支持还是反对，只要有讨论就有名声，有名声就有地位和财富。当整个业务逻辑能跑通，但是又不给社会带来价值的时候，公知就不可避免的反动了。
那么如何避免成为反动的公知呢？唯有谨言慎行，勤学好问，少一些臆想和脑补，多一些实践和考察。文采再好，只应服务与事实和逻辑。名声再旺，只应先好好做人。如果回归到公共事务和知识上，做一个公知是不会反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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